汉元帝继位后，一切遵循旧的礼制，每隔一年的正月，都要到甘泉宫郊祭泰畤，然后向东来到河东祭祀后土神，向西来到雍城祭祀五畤，一共五次祭祀泰畤、后土祠。经过的地方同样施予恩泽，免除了这些地方的田租，赏赐每一百户牛、酒，有的赏赐爵位，赦免罪人。
汉元帝喜欢儒术，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相继成为公卿。禹建议说，汉室宗庙祭祀很多不符合古礼，汉元帝采纳了其建议。后来韦玄成接任丞相，提议裁撤郡国庙宇，从太上皇、汉惠帝的诸园寝庙都被裁撤。后来汉元帝卧病不起，在睡梦中被众位神灵谴责裁撤诸庙祠，汉元帝于是下诏令恢复。后来有时裁撤有时恢复，到了汉哀帝、汉平帝时期政策摇摆不定，其事记载在《韦玄成传》中。
汉成帝刚刚继位时，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奏报说：“帝王之事，再没有大过承接上天之序，承接上天之序，再没有重过郊祀，所以帝王都殚精竭虑来考虑祭祀事宜。到长安南郊祭上天，是取尊敬阳之义；到北郊祭祀大地，是取尊阴之象。天对于天子来说，是随着帝王定都的地方享用祭祀。以前，汉武帝经常在甘泉宫居住，就在云阳建立泰畤，在甘泉宫以南进行祭祀。现在圣驾经常在长安，郊祭皇天反而要到泰畤以北，祭祀后土神则反而要东到少阳，这些事情都与古制相差悬殊。陛下前往云阳，要穿行溪谷，道路狭窄上百里，到汾阴则要横渡大河，饱受风波舟楫之危，这都不是圣主所应当多次乘坐的。郡、县修修筑道路，保障供给，导致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累所保之民，行走于危险之地，实难奉神灵而祈福祐，这大概不符合承接天命、行民之意。当年周文王、周武王郊祭于丰、镐，周成王郊祭于洛邑。从这里来看，天会跟随帝王所居住的地方享用祭祀，这道理显而易见。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应当迁徙到长安，这才符合古帝王之制。希望群臣们商议确定。”汉成帝批复准奏。
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认为：祭礼由来已久，应当遵循原来的做法。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则认为《礼记》中说：“焚柴于太坛，是祭天；埋缯和牲于泰折，是祭地。”祭坛在南郊，是用来确定天位。在泰畤祭地，则在北郊，是用来靠近阴位。郊祀的位置应在圣王都城的南北面。《书经》中说：“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增加祭牲，禀告迁徙到新都，在洛阳确定郊礼。圣主侍奉上天要明，侍奉大地要察。能明察对待天地，神明就会显现。天地以帝王为主，所以圣王制定祭祀天地礼仪一定会在国都郊外。长安是圣王居住的地方，皇天要来观看视察。甘泉宫和河东的祭祀不是祭享神灵的地方，所以应当迁徙到靠近正阳大阴的地方。陛下应打破俗礼恢复古制，遵循圣制，确定天位，遵照合适礼仪。
于是匡衡和张谭再次奏报其建议说：“陛下圣德英明，上承上天大典，统揽群下，让每人都尽心尽力，商议讨论郊祀地点，这是天下人的大幸。臣听说遇事多与众人商议，就能与上天的心意相合，所以《洪范》中说‘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这是说少数要服从多数。如果大家都认为应当复古，能方便万民，就要依从他们；如果违背规律，只有少数人认可，就要废弃不用。现在参与这事讨论的共计五十八人，其中有五十人陈述应当迁徙的意义，其根据都出自于经传中，这与上古时代相同，能方便官民；有八人不考察经文和艺文，不研究古制，却认为不合时宜，这是没有根据的议论，难以确定吉凶。《太誓》中说：‘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诗经》中说：‘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是说上天每日要监察帝王所在的地方。又说‘乃眷西顾，此维予宅’，这是说上天以周文王的都城作为居住点。所以应当在长安确定南北郊祭的地方，以便作为万代基业。”汉成帝最后采纳了匡衡的建议。
迁徙的大事确定后，匡衡说：“甘泉宫泰畤的紫坛，八角相通以象征八方。五帝坛则环绕在下面，还有群神坛。按照《尚书》中礼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的要义，紫坛要有花纹和彩雕、黼黻装饰以及玉器、女乐、石坛、仙人祠，鸾辂、驿驹、木偶龙马，这些都不能从古制中找到它们的形状。臣听说过郊祀焚柴享祭天帝的意义，采取扫地而祭，这是崇尚质朴。歌唱大吕舞《云门》以等待天神，歌唱太簇舞《咸池》以等待地神，祭祀用的牲品是小牛，席用的是秸秆，器皿是陶瓠，这都依照天地本性，以诚为贵，以质朴为上，不敢过多修饰文彩。古人认为神功德极大，即使修饰精微而且准备众物，也不足以报知功德，只有至诚才行，所以要崇尚质朴，不加修饰，用来彰明天德。紫坛的人为装饰、女乐、鸾辂、辟驹、龙马、石坛之类，都应不加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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