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蒙总是优雅漂亮，每次看见他我就情不自禁的耍流氓，每次耍流氓的结果就是被他丢到床上。
他总是温柔的吻我的锁骨，解开衣服扣子，说：“我会让你更舒服一点。”
我只想评价一个词：“shit！”
他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我从床上再次坐起来，腰好像要断掉了。他回头拿帽子，很绅士的回应我：“亲爱的。”
“下午我回普林顿庄园。”
他想了想：“如果你愿意，可以多休息几天。”
“一号办公室怎么办？”
安得蒙温和的笑了笑：“还有我。”
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巴士回普林顿庄园。我住的宿舍门被油漆成墨绿色，有些斑驳脱落。门房递给我埃德加的信。
皇家空军专用的红格子信笺，熟悉的蓝黑墨水花体字。内容和前几次没有没么差别。他说最近机场遇到几次纳粹飞机的小规模空袭，温和的嘲讽那些呆头呆脑的笨重德国飞机。然后他问我还在高尔夫与棒球俱乐部吗，说位于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研究所有数学专家职位空缺，可以介绍我去。
信的末尾写着：为了不列颠。
埃德加不知道我在为政府情报部门工作，我也无法告诉他。我照常回信，告诉他我很好，提醒他注意飞行安全。
每天皇家空军驻普林顿庄园的办公室会把当天的出勤情况送到一号办公室方便我们破译“迷”，因此我能查到埃德加所在中队的飞行记录。他隶属派克少将指挥的皇家空军第11大队第3中队，司令部在阿克斯布里奇，负责保卫伦敦在内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这是英国最优秀的两只空军队伍之一，我为埃德加感到骄傲。
我不在的一周里，安得蒙已经复制了五台“迷”的破译机，一号办公室每个专家组配备一台。解密机大约五英尺高，有着黄铜色外壳，看起来像个立柜，带着输入和输出用的字母板。它的密码破译速度能到达每二十分钟一条，如果二十四小时轮流破译，一天能够破译360条。
不过解密机只能自动破译密码运算部分，密匙需要人工猜测。
我大段大段时间就坐在办公室里猜密匙，然后输入解密机里自动破译。
剩下的时间是帮拉斐尔调试解密机。
我们蹲在出了问题的解密机面前，拉斐尔打开后盖，问我：“你觉得他知道我们破解了‘迷’吗？”
“柏林情报局？”我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
“不，我是说‘迷’的创始人，那个天才德国密码学家。”
我承认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知道。”我说：“他清楚‘迷’有弱点，知道迟早会被人破译出来。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早被我们破译。”
“可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吗？除非他极端自信，相信自己的密码永远不会被破译，否则不会放任德国情报局大量普及这种密码——现在就连天气预报船上都要装备一台‘迷’。可是从‘迷’所展现出来的设计天才上看，我认为他不会注意不到自己的缺陷 ……”
“他至少应该控制这种密码的运用范围。”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拉斐尔叹了一口气。
“迷”并不是一成不变。仿佛猜到了我们在接近它，对方在不断修改“迷”的发报方式，增加转轮，调整反射板映射模式。六月底突然有一段时间“迷”变得不可破译。后来我发现那是因为发报机上增加了一个转轮。我和一号办公室忙碌了一个星期，重新调整参数，修改解密机接线，应付过来时已经精疲力竭。
究竟是谁，在操纵着“迷”？
那一刻我想起了为柏林工作的母亲。她的才华，谨慎，细心和大胆惊人的想象力。可是作为一个英国人，她没有这么高的涉密权限。或许她检验过“迷”的保密性，做出过“不可破译”的判断——在此之外，我相信柏林情报局不会容忍她参与得更多。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德国停止了进攻，要求与我们和谈。《泰晤士报》和《鹰报》上大篇大篇的争论和谈的可能性。
我问安得蒙，有可能和希特勒签订和平协议吗？
我们坐在红楼二层的小餐厅里，安得蒙依旧喝黑咖啡。他修长的手指把玩着白色瓷杯，轻声问我：“现在政府一半以上的人支持和谈，反对的人只有我，根丁侯爵和弗莱德雷将军。你说我是该继续支持战争，还是议和？”
“哦，安得蒙。”我看着他：“你知道德国必定会进攻。所有破译的密码你都看过，和谈只是一个假象。”
“艾伦，要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么聪明就好了。”他叹口气：“战争无法避免，但是丘吉尔告诉我他缺少一份决定性的情报，用来摸清德国的真正意图。”
“你能跟丘吉尔联系？”我惊讶的问。
“楼下我办公室第二部电话机一直是首相办公室直线。”
“那C呢？他怎么看？”
安得蒙笑了起来。他笑起来很好看，猫眼石一样碧绿色的眼睛，嘴角完成一个柔和的弧度。我一动不动的看着他。
“C？”他轻轻摇摇头：“他支持和纳粹谈判。”
“艾伦。”安得蒙说：“如果一号办公室破译到了关于德国真正意图的情报，不用交给分析师，直接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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