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咄咄逼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阵阵恐惧，同时也招徕了美国的猛烈“敲打”。美国一度将日本看成是苏联解体后的最大的威胁和敌人。美国舆论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危及美国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现在不是苏联的军事力量，而是日本的经济侵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美国的战略家中，已有不少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经济战争。“日本异质论”“日本威胁论”“日本是继苏联后的又一个可怕的敌人”等种种舆论和论调劈天盖地般地向日本飞来。日本曾一度是冷战的最大“赢家”，现在却成了冷战后西方世界的“众矢之敌”。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冷战结束了，冷战的赢家是日本。”可是日本真的是最后的赢家吗？1992年1月，当时的中央情报局罗伯特•盖茨局长在面向全美国的电视新闻中说：“到目前为止，中情局的活动重点是放在监视苏联上的，今后要尽全力将收集情报和开展谍报活动的目标转向与美国进行经济以及技术竞争的国家。”当时，谁都清楚，这番话是冲着日本说的。
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设置了国家经济会议（NEC），接着又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NIC）。后一会议的议长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约瑟夫 •奈教授，负责东亚的也同样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教授艾兹拉•伯盖鲁。国家情报会议既是白宫的机构，也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
曾任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的罗纳鲁德•毛斯在1993年8月26日《产经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所谓新战略是为了防止将来在经济上出现珍珠港事件，包括改善美国对日本秘密情报的收集在内。”总统对新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约•奈说，要将中情局的活动目标从对付俄罗斯转向日本的财界和政界。克林顿总统还交给《日本是第一》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的艾兹拉•伯肯鲁教授一个任务，命令他与约•奈一起，决不能让日本成为第一。
为此，美国政府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决定动用1988年美国国会为对付不公正贸易而通过的以超级301条款为核心的“综合贸易法案”。1989年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制裁。同时，美国认为，它的商品不能打入日本市场还与日本的经济结构有关。1989年5月，布什总统指示与日本交涉有关经济结构问题。1989年9月，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开始举行。美国提出了200项以上的改善结构障碍的条款。改造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本的制裁。它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批评开始，涉及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习惯，甚至于日本的产业文化，最后归结到打击和改造日本的目的。
接着，1993年7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日结构协议》中，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并为减少贸易顺差确定数字指标，日本拒绝。
1994年初，日本宣布调整对美国零部件的采购政策，美国则以超级301条款相威胁。
1995年日本在谈判中仍拒不接受美国市场开放的数字目标，并提出了5年过渡方案，受到美国强烈抨击。美国不失时机地抓住占对日贸易全部赤字60％的汽车贸易（1004年达370亿美元）这一最大元凶进一步对日开刀。
当1995年5月5日的日美高层汽车贸易谈判中因各不相让而宣告破裂时，美国为逼使日本就范，根据超级301条款断然宣布了对日实行贸易报复的清单，即对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五大汽车公司在日本本土生产的13种，20万辆高级轿车征收100％的关税，惩罚金额达59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对日本封闭市场行为予以处分。日本对美国的压打，虽然曾毫不示弱进行反抗，但在最后关键时刻还是屈服了.
不仅如此，而且美国还与西方各国联手，通过操纵国际外汇市场的走势促使日元升值来打击和制裁日本。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后，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衰退（也称平成萧条），股价、地价暴跌，消费萎缩，公司倒闭，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出现了与其实际经济情况截然相反的变化。
1993年初，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森表示，强势日元有利于美国经济，于是美元便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一路贬值。1992年1月20日，日元兑美元由144.79急升到122:1，1993年8月17日再升到100:1。之后，在西方各国持续推促日元升值的情况下，1995年4月19日，日元更升到 79.75:1的高价。
对外部环境严重依赖，尤其对美欧操纵着的国际经济环境十分敏感的日本，由于同美欧经济上的对立和摩擦，自然失去了西方的特别照顾。日元的急剧升值，无疑使处于萧条、急待恢复的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破坏了日本国内的价格体系，使企业收益降低，资本纷纷外迁转移，国内投资不振；同时，产业空洞化加剧，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长停止，消费低迷，从而使日本经济的复苏更加举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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