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依旧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
随着制度的逐渐完善以及时间的推移，联储局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但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影响几乎为零。
在阿道夫的精心安排下，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
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
最后，经过阿道夫针对美联储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只剩下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十几年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事实证明，美联储自成立近120年之后，已在美国公众乃至世界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鉴于阿道夫对美国经济做出的卓越贡献，阿道夫的名字也已经被永久载入史册，成为同林肯等人并立的美国领袖。
当然，阿道夫的贡献还不止如此。同秦少游的私密谈话之后，在阿道夫的牵引下，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一致共识——美国应该同以中国这个利益崛起的世界强国携手合作，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5日晚11时23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美国总统阿道夫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平稳降落，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四天三晚的首次国事访问。
40年前早春的一个寒冷日子，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是从上海开始了他“改变世界一周”的“破冰之旅”。40年后的初冬，阿道夫打破美国惯例，在其上任第一年开始他的中国旅程，其异乎寻常之处，引人关注。在中美关系中，这里还是1971年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的地方，是中美关系发生转折性改变的所在。
踏上中国土地两天后，2012年11月17日，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和阿道夫在北京“进行了深入、坦诚而富有成果的会谈”，会后发表了继1997年以来，第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中美联合声明》。
许多人相信，这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性时刻。也有人怀疑，美国过于主动的转身是否另有所图。但是不管如何，美国总统阿道夫终于首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令人觉得意外的是，阿道夫在访华期间表现出了美国总统少有的谦虚，并一改过去美国总统咄咄逼人、颐指气使的作派，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人所熟悉的那个世界正在远去？还是因为其它方面的原因，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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