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茗一声惊呼，说，志远，你来看。
杨志远走了过去，但见鲜艳的红领巾上有些深红的血渍。安茗和杨志远对望了一眼，心里有着一丝隐隐的不安，知道这些血渍对于这个‘于浩天’来说，意味着什么。杨志远什么都没说，回到徐建雄的身边，说，徐书记，我想看看这次坍塌事故的伤亡名单。
黄秘书一听，赶忙从手里的文件夹里把伤亡名单翻了出来，杨志远仔细地一看，名单里并没有‘于浩天’这个名字。杨志远的心顿时沉甸甸的，可以肯定这个叫‘于浩天’的小男孩不是受伤，就是遭遇到了不测。杨志远知道这就是一个证据，可他情愿自己的推理是错误的，这个叫于浩天的小男孩只不过是无意间把红领巾遗失在高架桥下罢了。
到底是女人，安茗的眼里已经有了湿意。杨志远说，徐书记，我希望在林原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寻找这个叫‘于浩天’的小朋友。
徐建雄的心也是沉沉的，他点点头，指示自己的秘书，说，小黄，你马上和林原电视台取得联系，让他们马上按杨秘说的去办。
黄秘书点头说，好的明白。
杨志远随即向沈炳元直接下了命令，说，沈局，通知派出所的民警，在附近挨家挨户的询问、并且上附近的学校核查落实，是否有一个叫‘于浩天’的小朋友在这几天失踪。
杨志远相信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杨志远并不怕沈炳元和自己阳奉阴违，沈炳元即便是想瞒，瞒得了初一，还能瞒得过十五。要知道一个谎言得用十个谎言去弥补，越瞒越会漏洞百出，到了最后，不能自圆其说，看其怎么办。沈炳元是公安局长，杨志远相信他比自己更明白这一点。
杨志远走到旁边一个凸起的桥墩下，踮起脚，把红领巾系在桥墩粗大的钢筋之上。杨志远叹了口气，然后对一旁的摄像记者说，拍下来吧，等下一并送到电视台去播出。摄像记者蹲下身子，用仰角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镜头里，细细的雨，残破的桥墩，一抹猩红在秋风飒飒中无言地飘荡。那种镜头的视觉感和渲染力是惊人的，在杨志远看来，那在风中飘扬的红领巾似乎在无言的诉说着这个世界需要的公平、正义和良知。
杨志远默默地看了那鲜红的红领巾一眼，又看了徐建雄一眼，说，徐书记，我需要一辆车。
徐建雄看了一下沈炳元，不由分说，说，把你那辆车给杨秘。
杨志远一想，也好，用沈炳元的警车在林原办事也方便，也没客气，让沈炳元的司机把车钥匙交了出来。
这天中午，于浩天的母亲就找到三招待所，是位人近中年的母亲，满身的疲惫和满脸的憔悴，杨志远打开房门时，她就站在门口，迟迟疑疑、犹犹豫豫，想进又不敢进杨志远的这个房间，杨志远从她的眼里看到的是惧怕和痛苦，杨志远知道她在害怕什么，如果说于浩天开始只是失踪的话，那对做母亲的来说，至少还有一丝希望。如果一旦得到确认，那她最后的希望就会随之破灭，剩下的只会是无尽的忧伤和痛苦。
安茗小心翼翼地把她扶进了房间，给她泡了一杯热茶，她抱着茶杯浑身直打哆嗦，她说，我叫佘睛，是于浩天的妈妈。
屋子里的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谁都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佘睛语无伦次，一个人喃喃自语，说都怪我，本来浩天有点感冒了，那天躺在床上，跟我撒娇，说他想睡个懒觉，不想上学了。是我硬是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逼着他去上学，他离开家的时候手里拿着红领巾，还朝我挥了挥手。中午浩天没有回家吃午饭，我开始也没怎么在意，以为孩子贪玩，回家晚了，不久我听路过的人说早上高架桥垮了，死了不少人，我吓坏了，因为浩天上学每天都要经过那个路口。我上学校去找，学校说浩天根本就没去。我到高架桥来找，公安把这一块封锁了，根本就不让进。浩天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佘睛痛哭流涕，说，我的孩子啊，是妈妈害了你。
安茗和杨雨菲站在佘睛的身边也是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安慰佘睛，说浩天不会有事的，不就是一条红领巾么，也许孩子贪玩走远了，也许是孩子受了一点伤在医院呢，肯定不会有事的。
连安茗和杨雨菲都觉得自己的话站不住脚，这种解释多么的苍白和无力，可她们也只能如是说了。佘睛木然地摇着头，说，我的孩子我知道，浩天乖巧听话，他离家不会不告诉我的。这几天，我派出所也报案了，医院也找遍了，可谁都说没有看到浩天这个孩子。
佘睛凄然地说，记者同志，我想去现场看看，可民警不让我去，你能帮帮我吗。
安茗看了杨志远一眼，杨志远点点头，安茗说，那好，我们带你去看看。
杨志远开着沈炳元的警车朝高架桥驶去。路过一家花店，杨志远停下车，买了一大捆的菊花，放到了车上。到了坍塌现场，安茗把佘睛扶下了车，杨志远把那捧菊花每人分了几枝，大家手捧菊花朝废墟走去。
值守的民警认识沈炳元的车，也认出了杨志远，这次没作任何的阻拦，就把杨志远一行放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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