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在县委招待所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客房里说的。
因为是有家事要说，陈明达这次没有让王秘书跟进来。杨志远拿起房间里的暖水壶给陈明达和安小萍沏好茶，放到陈明达和安小萍中间的茶几上，陈明达等杨志远忙完这一切。指了指床，说志远你坐。
房间陈设简陋，一张圆形茶几，两张单人沙发，安茗只能坐在床沿边。杨志远走到安茗的身边紧挨着安茗坐下。气氛明显紧张，安茗从来就没有见父母如此慎重其事过，她隐隐约约感觉有事，此时，陈明达看了安茗一眼，又看了安小萍一眼，几次张嘴，欲言又止，拿起茶杯一个劲地喝茶，一副想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的神情，陈明达做事一贯雷厉风行，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安茗什么时候见父亲如此迟疑过，安茗是新闻记者，本来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她先前之所以没去多想其他，是因为她这些天正沉浸在新婚的快乐之中，不疑有他。现在安茗一看陈明达迟疑不决的表情，心里顿时有了感觉，觉得父亲今天所说之事肯定和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尽管安茗的心里有着一丝小小的不安，但她的性情和陈明达有几多相似。
安茗说，爸，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有什么事情您就说，有爸妈和志远在我的身边，我相信自己承受得住。
陈明达点点头，说，丫头，好，不愧是我陈明达的女儿，那好，我现在就说个小故事给你和志远听。
安茗知道父亲将要说的这个故事肯定和自己有关，安茗看了杨志远一眼，杨志远伸出手，把手扣在安茗的手上，安茗反转手心，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杨志远的手。
这是一个听着让人揪心和感伤的故事，尽管陈明达尽量把故事说得平缓，但杨志远越听越心惊，原来岳父的故事竟然事关安茗的身世，杨志远尽管原来有所警觉，但今日一旦确认，他还是感到难以置信，平日对安茗疼爱有加的岳父、视安茗如己出的岳母，竟然不是安茗的亲身父母。
将军的故事是这样的：在那场1979年2月17日开始至1979年3月16日结束的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的某一天，一名在战场上受伤的军官伤愈后，没有立即归队，而是特意请假，绕道沿海某省去看望为救他而牺牲的战友的家人。战友的家在沿海的一个小渔村，此类渔村地处偏远，军官乘火车转汽车，然后再走了一天的山路，这才找到了战友的家。渔村的人们世代都是渔民，在海上以捕鱼为生，生活贫瘠，房子多有石头堆砌，低矮防风。战友的父母亲早年在一次出海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友一牺牲，家里就剩下了妻子拖儿带女。渔民的生活本来就很艰苦，而失去男人的家庭就愈发艰难。对于丈夫因救军官而牺牲，战友的妻子没有一丝的怨言，说死对于我们渔民来说再正常不过，何况我的丈夫是一名军人为国家而死，也算是死得值当。战场之中，作为战友，不都是你救我，我救你的吗。战友的妻子别无所求，只请求军官在回去的时候，把四岁的小女儿方芳带走。军官对此表示理解，渔村生活疾苦，失去丈夫的家庭根本难以为继，而且此地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战友的妻子还年轻，三十不到，真要改嫁，带着一男一女，很难让人接受。于是军官在离开渔村时，答应了战友妻子的请求，带走了小女孩，这些年，军官一直尽心尽力地呵护战友的女儿，让方芳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容方芳受到一丝的伤害，还好方芳乖巧懂事上进，终于得以学业有成，长大成家，让军官倍感欣慰，觉得自己没有有违战友家人的信赖。
安茗早就有所感觉，泪眼蒙蒙。她见父亲停了下来，哽咽着问，爸爸，这个军官是不是您，这个小女孩是不是我。
陈明达说，是。
安茗靠在杨志远的肩上轻轻的抽泣。在安茗的记忆里，作为军人的父亲，对自己从来都是有求必应；自己和哥哥陈骞吵架，不管是对还是错，受惩罚的永远都是陈骞，正是因为有了父母的宠爱，自己在陈骞面前从来都是有恃无恐；小时候，哪怕是父亲下基层连队，但只要是自己吵着要去，父亲都会妥协，乖乖地同意带着自己下连队。在军队大院里，谁都知道她安茗就是他陈明达的掌上明珠，大院里孩子惹谁都可以，就是不敢惹她安茗，一旦她安茗吃了亏，作为父亲的陈明达就会亲自找上门去，讨说法，霸蛮至极，护安茗的短出名。反倒是陈骞，在外面与人打架吃了亏，回家哭哭啼啼的，父亲不但不会帮他，反而会挨一顿臭骂，说他一个男子汉，屁大的事情只知道哭，哪像我陈明达的儿子，去，站墙角面壁思过去。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其实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所以作为父亲的陈明达爸爸才会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作为母亲的安小萍妈妈才会把自己痛在心里，而陈骞才会处处地让着自己。
陈明达站起身，走了过来，抚摸着安茗的头，说，丫头，不哭，坚强点。我和你妈一直都在犹豫要不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但你现在和志远都结婚了，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我们不应该如此自私，还是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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