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并掌握着财政、金融大权，其成员主要有蒋经国、胡世泽、傅秉常。蒋经国曾长期居住苏联，了解苏联的社会和文化，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其特殊的身份，与代表团的使命是相称的。至于胡世泽和傅秉常，前者是外交次长，后者是驻苏大使，职责所在理当加入谈判。
然而，这次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实质性会谈一开始，斯大林便提出，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对于这一要求，国民党方面竟然毫无准备，他们原以为雅尔塔协定中所述的“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就是保持原有状态，故没有作为这次谈判中的问题来加以准备。
在谈判中，斯大林强调外蒙的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对宋子文、蒋经国说：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斯大林还找出一条理由是如果再发生战争，敌从外蒙攻苏，西伯利亚将被切断，“如是则西伯利亚全部将丢失。”
宋子文没有答应斯大林的要求，但认为中国对目前外蒙的现状可不闻不问，如果在法律上承认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对此，斯大林根本不予让步，他向宋子文施以强大压力，说如果不答应外蒙独立，“外蒙将统一所有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
中苏谈判至此陷于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蒋经国以其特殊身份去见斯大林，请求斯大林谅解中国政府苦衷。“蒋经国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上取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属给苏联。
斯大林对此态度十分冷淡，并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碰壁后，宋子文只好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并建议万不得已时只好终止交涉。
第二轮谈判自８月７日开始，至８ 月１４日为止，蒋介石将王世杰加进谈判代表团。据说，宋子文自第一轮谈判后回国，感到中国政府同意外蒙独立，将在历史上成为千古罪人而被后人所唾骂，故不想以外交部长身份在中苏条约上签字。因此要求辞去外长之职，蒋介石只得另安排王世杰就任新的外交部长，并参加双方第二轮谈判和代表中国国民政府签约。
在第二轮谈判中，由于苏军已出兵东北，如再谈不拢，国民党害怕无条约约束，苏军在东北就可能胡作非为，对蒋政权“接收”影响更大，最终不得不迁就苏方达成协议。经过一个余月的中苏谈判，两国终于达成最后谅解，于８ 月１４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各附件。
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是悲是喜，不得而知。但他在９ 月２ 日的日记中写下了“旧耻虽雪，新耻重重”的话，多少能代表一些他此时的心境。
正因为如此，当抗战一旦胜利，东北地区立即成为苏。美、中共和国民党“三国四方”的“竞技场”，在这“三国四方”的实力较量中，谁有实力，谁就能在东北获得利益，这岂是一纸条约所能包办得了的。
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无论是沦陷区或者是大后方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这次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美国驻重庆的情报官员们向其政府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中国的情况，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糟。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全部停顿。通货急剧膨胀；学生、职员和士兵都感到生计难以维持。中国的铁路叨％陷于瘫痪。全部车辆都被砸烂焚毁，隧道和桥梁被破坏，中国曾极为依赖的内河航船几乎全部毁坏，或因桔据而无法经营，在大多数地区，公路破烂不堪，各种货运车辆都为数极少。
以上是外国人的记述，从中反映出了抗战后中国的交通业瘫痪的实际情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重庆这地方日本人进不来，但中国人又出不去。日本投降正值８月，连续暴雨使江水猛涨，当时大后方为数不多的几条旧轮船，想运送成千上万的乘客，犹如杯水车薪。许多人只得乘汽车沿着艰险的盘山蜀道，转至贵州、广西，最后从越南走海路辗转广州、上海。
抗战胜利了，整个中国就像是一棵结满鲜桃的大树，够蒋介石吃一阵子的。其中南京、上海、北平、广州、青岛等大城市则是这棵大树上的大桃子。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在调用了大后方全部的运输工具之外，主要是依赖美国的空军。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不仅要运送军人和老百姓，还需要将１００ 余万名侵华日军和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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