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园寺公望跟桂太郎政见不合,但私下里,他俩人关系还不错,经常互相串门,并在私下里对一些大政方针做一些私人的辩论。
但是,此时西园寺公望的拜访,却绝对没有像平时那种串门子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带有别的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对桂太郎来说,却绝对不能算是个好消息。
“这么说,你们都决定了?”桂太郎表情淡漠的看着西园寺公望,“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让我下台?”
“不是我迫不及待。”西园寺公望也淡漠的摇摇头。接着拿手指指了指上方,“实在是您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让上面跟元老们都大失所望,所以,他们已经失去耐心了,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陛下才不得不如此。”
“大失所望?呵呵,看来那件事都怪在我的头上了。”桂太郎冷笑了下,“难道我镇压那些目无尊上的大逆不道分子也有错么?如果任由他们这么继续发展下去,别说我们大日本的国体了,恐怕你跟我,还有我们的的家族,也早晚要死无葬身之地!法国跟俄国的事情,还不够让我们警醒么?”
桂太郎口中的那件事,实际上说的是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是日本这时期相当著名的一个事件,正是这个事件导致了桂太郎内阁的倒台。
具体而言,这个事件是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的明科锯木厂里,有一工人被查出携带了炸弹到厂。
工人带炸弹进厂,虽然情况恶劣,但这只能说是个个案。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不宜过早下定论。然而,政府却一口咬定这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他的行为是要搞破坏,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在1910年的6月,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肆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进步书刊。
之后,这件事逐渐开始失控,有了扩大化的迹象。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政府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
很快,经大审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为死刑,另外两人为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日本国民和世界其他人民的愤慨。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很多日本以及非日本籍的群众都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各国政府也在借机谴责日本。在日本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12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另外12人却于1月24日被处以绞刑。
除去正义性不谈,在这件事情上,桂太郎的政府的确做的有些不够谨慎,行动太过粗糙。因为就算要找借口抓捕社会主义分子,打压社会主义力量,但你起码也要做的像样一点,怎么说也得把证据搞的漂亮一点,更有说服力一点,只是单凭一个带了炸弹的工人,单凭一个屈打成招的口供,很难有多少说服力。
与此同时,桂太郎政府对这件事的影响力也预估不足,他们只想着尽快打压社会主义分子,却没想到国内外舆论如此汹涌,让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形象都大受打击,而且政府也因为这件事,导致威信降低。
要知道,此时的日本还不像裕仁天皇时代那样,发展到军国主义的高峰,举国一体,全民皆醉。实际上这时期的日本还是政治气氛相当活跃的,相对比较民主的,一些报纸刊物也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不是真正的专政政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民间对这件事开始大肆报道,导致大量百姓都开始同情幸德秋水这些人,反而开始反感日本政府。
当然,日本老百姓反感日本政府这件事,并不是真的同情幸德秋水,而是借着这件事来发泄长期以来的不满罢了。
这时期的日本,还没有尝到一战的甜头,却刚刚经历了日俄战争,因此整个国家的财政贫乏,经济复苏乏力,加上天灾**,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低,比中国人好不到哪儿去。
可是呢,中国人普遍识字率很低,已经习惯了穷困,可偏偏日本人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识字率大大提升,老百姓对穷困的忍耐度比中国人要差不少,在没有其他方面的刺激,比如军事胜利等事件的时候,这种对生活的抱怨,就会逐渐演变成对政府的怨愤。日本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发展的那么好。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另外一个时空,日本是通过对外扩张,通过掠夺中国来缓解了这种国内矛盾,但在这个时空的这个时期,日本却还没有多少更好的办法与时间去解决这些麻烦。
因此,桂太郎搞的那些。实际上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的雷厉风行,才严重打压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力量,把这股革命的火苗重新压下去,但可惜,他做的事情对日本政府是有好处的,但对他自己却没有好处。
“您做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西园寺公望叹了口气,“但很可惜。元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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