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待”，即外在物质条件的束缚；二是“有已”，即自由肉体及精神的束缚。要实现绝对的“逍遥”自由，就必须像真人那样做到“无待”、“无已”，他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是说凭借天地之正道，驾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不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这就是“逍遥游”。
庄子又提出要达到“无待”、“无已”，根本办法是“心斋”和“坐忘”。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就能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的对立，忘记社会，忘记自身。
其实，“逍遥游”的自由观和人生哲学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标志着宗法、等级、专制制度下个人觉醒，且有重大的认识意义”，而且有助于人们开扩胸怀和视野，从而打破精神枷锁, 从传统思想和世俗观念中解放出来。它不仅对后世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现代人生的安立全有极高的价值。
然而, 中国毕竟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广大人民是少有自由的，也不象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出现过“自由民”阶级。故而到了所谓封建专制的鼎盛时期——明清两代，自由反而成了让人人噤若寒蝉的词汇。
这也是弘毅不得不善意阻止尤里就“自由”一词铺排开的原因。好在杜笃祜、朱昌祚都烦了“学痴症”，对这些闻所未闻的理论正在细细琢磨，一时半会儿没有发表意见。
“尤里，那你说说华夏之学问，和西人之学问有何不同吧！或者就着我刚才那一问，说一说为何古希腊的后人能够创制出那望远镜一观月宫，为何我泱泱华夏却无人做得此物？”弘毅趁机转移话题。
尤里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的“某一本书”，其实是被国人译作了著名的《形而上学》[2]。弘毅之所以充满期待的主动问询尤里对东西方“学问”有何不同的见解，是因为通过有力的描述，他发觉这位正规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基础内容还是很了解的，也说得很精准，所以对尤里的“科学观”有了许多期待。
“嗻！”
应答之后的尤里鼓足勇气，稍稍整理了自己的思绪，终于说出了下面这一段长篇大论。
（本章待续）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1] 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主要是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人造自然和原生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这当中不少理论，都奠下了今时今日物理学的基石。不少近代的名人，如英国科学家牛顿、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为自然哲学编写过著作。
[2] 《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一前322年）的重要的哲学着作。由吕克昂学园第十一代继承人安得洛尼可（鼎盛年约公元前40年）编成。由于在亚里士多德的着作集中，本书排在有关物理学着作的后面，故名为“Metaphysic”，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重要的哲学问题，如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本原问题等。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确切地反映了本书的内容。本书的中文译本可看：《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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