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并不短，诗人反复描写那臆想，写那黄衣仙人衣物陈设，写诗人自身惊讶，落寞，又写遇到仙人时心中的激动，到最后梦醒伤神。
当然，这首诗写的尤为隐晦，用词炫目迤逦，写景深幽，如真似幻，扑朔迷离，隐隐有后期某词学大家的风格。在前期，可以说这首诗并不被重视，因为这首诗缺了诗前面的一行小序。
直到五十年前，建国初期，某江南世家之族献了一本保存完好，流传多年的《文轩集》孤本。
这本《文轩集》一被献给国家后，就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因为这个版本可能是如今现存最早的版本，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文轩集》是萧子瑜的好友沈含山，在他去后，悉心整理，公开刊印的诗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过神宗晚年，居然大肆销毁了不少萧子瑜的诗文。
几经波折，遗留下来的诗文越来越少。直到陈朝中期，当时的文人们重新开始寻古，其中晋朝那些文人们的佳作这才大放光彩。萧灵隐的《文轩集》也因此流传下来。
当然，流传下来的是经过文人们的考证和修订的。
而这首无名的游仙诗便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它本应有的题目和小序。
直到建国初期的献书，无名诗的小序才得现人世。
没错，那本年代久远的《文轩集》中，在无名诗的那一页，多加了小序。
这首游仙诗是研究萧子瑜的诗词中一个绕不出去的谜。
诗奇就奇在这序中，诗本无序，而词有序，作者偏偏为此诗写了小序。
而在印刷刊印过程中，序也不符合常理的保留下来。
正如前文所言，这序中提到了那个字铭章的朋友。他写道“夜深梦醒，忽忆当年与铭章同游之事，久久不眠，遂起，作此诗，皆感怀也。”
这本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和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便颇让人觉得惊奇。
首先，这首无名诗十分有特色，与萧子瑜以往的风格迥异，其次，诗中，所用的意象典故，隐隐有抒发感情的倾向，虽写的隐晦，却深刻，他在诗尾，用了常用的竹子意象，却并非讴歌人的品性，反而是表达自身的孤独寂寥，形单影只，悲感伤怀。
诗句之中，有一些尤为生僻的典故，却是写男女之情。
那种求而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凄楚之情，溢于言表。
联系起作者写此诗时，离逝去时还有三四年的时光，加之铭章这个友人的特殊性，让一些学者不禁将部分目光投入其中。
萧子瑜的妻子阮氏早亡，而未续弦，遗有一子名诚，亦是晋朝后期知名的画家。
都说文人风流，但萧子瑜的风流轶事却是几乎没有，若说他对妻子情深意切，倒也没有过多的诗句展露这一点。但在众人的眼中，他似乎是忠贞的，但也似乎是奇怪的。
他很少在诗文中展露自己真正的感情，除了那首游仙诗。
其实，陈朝末年倒曾有个知名文人，年轻时候是个放荡的世家子弟，曾说过一番让人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萧子瑜有所爱之人，只是如他一般不爱巾帼而爱须眉。
其实，倒也有几个相对开明的学者私底下隐隐有所怀疑。海外更曾有个知名汉学家写过一本书，名为《宠臣与贤相》专门探讨萧灵隐和晋慧宗楚宴这对关系密切的君臣。书中考证这对君臣之间的相交，梳理了当时的朝政环境，通过几个大事件来描写了这对君臣之间的引而不发的信任。
纵观萧子瑜的生平，可谓少年孤苦，但仕途上却是一路顺风。年少未加冠，便高中进士，更点为状元。初授通判，知青州，后入昭文馆，又三年，授侍郎一职。永安七年，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他才仅仅三十余岁，便已登朝拜相，站在了朝廷中枢，手握大权，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永安是晋慧宗时期所用的年号，晋慧宗姓楚名宴，其人体弱多病，对于朝政大事，随着年岁渐长，很少管理朝事，甚至后期十多年没有上朝。永安的二十三年中，晋慧宗将国事多托于朝中大臣，其中，萧子瑜深受宠信，权威日重。
不少研究萧子瑜生平的人很想找到更多在慧宗一朝的史料，研究萧子瑜与晋慧宗之间的具体关系，但很遗憾，遗留下来的资料大多是官方性的。按理说，晋朝官员多爱写日记，可是竟然连同时期的大臣的日记里都找不出什么过多的纪录。甚至慧宗的起居录，早已遗失。很多史学家怀疑，这与晋慧宗之子晋神宗晚年的篡改史料事件有关。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这么做。
甚至神宗晚年还销毁了不少萧子瑜的诗文。几乎所有研究神宗一朝的学者，都不会放过神宗晚年这个引发争议的事件。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神宗在早年萧子瑜对他的压迫下的触底反弹。
但这种说法无疑是站不住跟脚的。确实，慧宗去世后，神宗上位时，年纪不算很大，当然也不算很小，但国事却依旧仰仗于为宰辅的萧子瑜。而且，神宗对于这位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的宰相并未有过什么争执，怪罪，或是夺权之意。
相反，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相处无疑有着一股淡淡的温情，虽一个贵为天子，一个贵为宰辅，相差年岁也有二十多年，但这对君臣之间，总有着师徒之间常人难以言明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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